年4月22日下午，北京大学文研院驻访学者焦南峰老师在考古楼A座室做了题为《望陵生义——从秦陵看秦人崛起、统一的必然性》的讲座。本次讲座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、北大文研院共同策划的“秦汉考古与文明”系列讲座的第四讲。
讲座现场
焦老师首先介绍了以“望陵生义”作为标题的用意。成语“望文生义”出自于清张之洞的《轩语·语学》。其本意是“不了解词句的确切涵义，只从字面上牵强附会地作解释。”这里用“望陵生义”就是要与大家分享自己开始研究陵墓时的“感觉”和“直觉”，观点不一定正确，但也是自己多年以来“直觉”、“想法”的一次小结，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，也希望对大家的研究有所帮助。
焦老师谈到，秦人崛起、统一的价值、意义和原因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。关于秦人崛起原因的研究历史很长，成果非常多，打开知网一搜，论文有几百篇。研究领域和角度不仅包括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及法律、地理等等，甚至论及到“根据地”、“反间计”、“美人计”等对秦人统一的作用和重要性。
焦老师选择从自己掌握最为清楚的秦汉陵墓材料出发，试图以新的角度梳理秦人崛起和统一的因素。本次讲座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讲述。
一、秦人有梦——文化的启示
第一个方面是从早期秦陵文化因素的角度来进行观察。
关于秦人的渊源问题，学术界历来有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种观点的争论。根据“飞历(廉)东逃于商盍(盖)氏。成王伐商盍(盖)，杀飞历(廉)，西迁商盍(盖)之民于邾（朱）圄，以御奴虘之戎，是秦先人。”记载和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成果，焦南峰老师认为：秦人被迁“朱圄”，初来乍到，处于一种“群戎环伺”的处境，周围都是异族。一个族群到了新的环境中，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尽可能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，以避免被对方视作异族。但是从秦文化墓葬和出土器物来看，秦墓一方面有周文化因素的陶器和铜礼器，有寺洼的“双耳罐”，表明秦人接受周人的领导，愿意与戎人共同生存。另一方面，秦人在最根本的文化因素方面，可谓是不改初心。秦文化墓葬的墓圹形制、腰坑、殉狗、陪葬坑、殉人以及部分陶器形制，都保留了原原本本的商文化因素。其中唯一有所改变的，就是墓向改为东西向。殷墟发现的商王陵墓葬均为南北向，而山东地区商文化东夷族的墓葬，虽然有些墓葬是东西向的，但墓主的头向是朝东的。秦文化的东西向墓葬，头向却是朝西的。可能他们想表示的是“面向东方的故乡”。因此，从墓葬来看，秦人保留了自己商文化的特征，并根据现实情况加以适当的改造。
图1西汉水流域遗址分布图
另一方面，从秦人的整体发展历程来看，秦人迁都有“九都八迁”之说，迁都的整体趋势是不断由西向东迁徙。秦陵的营建，从西垂陵区到雍城陵区、平阳陵区再到咸阳陵区，整体移动的趋势也是一路向东的。
图2甘谷毛家坪M照片
图3秦都东迁示意图
从秦陵的文化因素综合来看，焦老师认为秦人可谓是“不忘初心”，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后，最大的愿望就是东归。一方面，秦人在文化上始终坚持自己的传统，在墓葬的文化因素上保持商文化的特色，如墓圹呈中字形、长方形，使用腰坑，有殉人，使用商式陶器，墓葬有陪葬坑等。另一方面，秦人为了东归的愿望，又将墓葬改为东西向、头朝西、面向东方。
焦南峰老师认为，早期的秦人只是个较为弱小的族群，他们最初的愿望应是“东归”，随着国力的增长，到秦孝公和秦献公变法之后，此时的秦人才逐渐确立、并流露出了其“窥周室”，通过战争统一的途径，达到“东归”的最终战略意图。
二、秦人有胆——形制的启示
第二个方面是从秦人陵墓的形制变化来进行观察。在这一方面，焦老师首先引用了“请隧”和“问鼎”两个典故加以说明。
焦老师分析了秦陵形制的演变。指出春秋时期的秦陵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，战国晚期秦人定都咸阳之后，所有的秦王陵、王后陵均改变为四条墓道的“亚字形”。而历史文献中没有发现秦人有“请隧”、“问鼎”之类言行的记载。也就是说，秦惠文王在没有请示周王，在周王不知情的前提下，直接使用了王级的墓葬形制，此后的秦悼武王、秦孝文王、秦昭襄王、秦庄襄王一改到底。这一行为可谓是“先斩不奏”或“只斩不奏”，对周室“不宣而战”，表明了秦人要自立为王，要与周室分庭抗礼的决心。
图4严家沟秦陵平面图
除墓葬形制外，焦老师还提到：秦始皇祖母夏太后陵车马坑发现的“天子驾六”也是秦人决心自立门户，与周室分庭抗礼的铁证。
图5秦夏太后陵出土“天子驾六”
焦老师还将秦陵的形制演变与同期关东六国国君陵墓进行了对比。焦南峰老师总结道：时至战国晚期，关东诸国虽均有自立为王的野心和行为，但均不敢真正、彻底与周室撕开脸皮，不敢使用“王级”的“亚字形”陵墓形制，依然营建“甲字形”、“中字形”的墓葬；只有秦人一改到底，显示了其“敢为天下先”的胆略和胆识。
三、秦人有力——规模的启示
第三个方面是从秦陵的规模来考察秦人崛起、统一的经济、物质基础。
焦老师首先对商周以来陵墓（墓室面积）规模进行梳理和对比，认为“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国君陵墓的规模最大，资料最完整、最系统。”
焦南峰老师认为，国君陵墓的规模反映的是国家的经济总量。陵墓的营建涉及墓葬、封土、陪葬坑等多个要素，墓室面积越大，往往其他要素的规模也越大，数量也越多，涉及的工程量也就越大。同时，陵墓的营建仅是陵墓制度殡、葬、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。国君陵墓营建还是一个制度性的长期工程。
焦南峰老师认为《晋书·索琳传》“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，天下贡赋，三分之一供宗庙，一供宾客，一充山陵。”的记载，很可能也适用于秦人，其“陵墓的财政开支在国家财政计划中所占比重很大。”如果秦国修陵耗费的国力要远大于其他国家，而这个国家并未因此陷入困顿，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秦国可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。焦老师认为，从陵墓规模来看，春秋早期秦人的经济实力已经不弱于关东六国；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，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进入了强国行列；到了战国晚期，秦国已经具备了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。
焦老师又进一步考察了营建帝陵所需要的劳动力。认为秦国具有大规模人力动员、组织、管理的能力。
焦老师认为，秦国经济实力的另一体现就是“泛舟之役”。陕西凤翔发现的西汉时期的仓储遗址附近还有春秋、战国时期的仓储建筑遗址，是“泛舟之役”的起点。
图6凤翔出土秦宫瓦当
秦陵目前已经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，焦老师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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